偶尔听到有人说，做什么科研，只要把书教好就行了。这话听起来似乎没错，但是这里涉及一个“好”的标准问题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谁来判断？自己认为书教得好，难道就好了？

教学与科研结合的问题，是高校理论界和一般教学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从哲学层面讲，这是“知行合一”在高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，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。“知”就是科研，“行”就是教学。只有知，没有行，那是把理论束之高阁，看不出其实践价值；只有行，没有知，那是从自己的感性经验出发的较为盲目的行为。

下面我们不妨先讲讲阳明先生的故事。王阳明先生是心学和“知行合一”的首创者，也是将其身体力行的绝好的楷模。后世的学者认为其心学就是现代版的心理学。

明朝中叶，阳明先生受朝廷的委派到江西平息匪患。那是一个谁也不想接手的任务，因为朝廷年年派兵平息匪患，匪患反而越闹越严重，100多年来当地民众苦不堪言。

阳明先生接下这个硬骨头，制定了系列的平匪计划。他先明察暗访，对匪徒的历史、分布的地区、匪首的兵力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他特别了解到一些匪徒之所以啸聚山林，是因为官府所逼。他先给匪徒写信。信中大概讲了三层意思：一是同情匪徒们的人生际遇，说谁都想做良民；二是列举匪徒的罪状，指出他们目前面临的命运：朝廷大军即将进山剿匪，到时将把匪穴捣毁得片瓦不留；三是给他们指出路：只要主动向政府军投诚，一切前科既往不咎。

这封信产生了巨大的效果，约有一半的匪徒主动投诚。对于负隅顽抗的匪徒，阳明先生分兵围剿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在付出了极小的代价之后，匪患全部平息。为何100多年的匪患在阳明先生手中不到一年就能平息？关键是阳明先生把自己创立的心学有效地使用者在平匪事业之中。他深刻了解匪徒的心理，信中的三层意思是恩威并重，一是同情匪徒的命运，让他们感激涕零；二是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有罪的；三是指出路，特别是做良民是对匪徒最大的诱惑。

阳明先生有效地把研究的心学成果使用在自己的事业中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，为“知行合一”做出了光辉的注释。

我们如果把自己所学的理论使用在教学中，也即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，定然会取得不俗的成绩。那如何在教学中贯彻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呢？根据个人的理解，我们大约可在以下几方面做些尝试：

第一，直接把研究成果使用在教学中。比如指导研究生，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，如果所讲课程恰好与自己的研究内容契合，这时直接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效果最好。比如我给文学院的学硕讲《普通语言学》，我就把自己二十多年研究语言的心得、对语言本质的认识、发表的成果直接讲给学生。

第二，我们把科研方法使用在教学中。比如指导学生写论文，涉及选题、资料选择、文献综述的写作、论文的结构安排、学术性语言的表述、论文内在的逻辑关系的梳理，等等。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，指导起来得心应手，一看就知道学生的论文的问题在哪里：是无病呻吟还是问题驱动？是选题不合适？文献综述只有堆砌而没有分析？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充分的理据？等等。如果自己都没有做过研究、没有撰写过论文、没有做过较大的研究项目，那我们的指导是盲目的，甚至是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”，俗语说的是在“瞎搞”。再如，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用英语撰写过论文，有可能连学生的abstract中的错误都修改不了。

第三，我们把科研知识使用在教学中。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功能语言学的语篇理论知识，分析课文时将更有理论可循，知道什么是衔接与连贯，以及相关的分析方法；篇章翻译学的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翻译教学。再如，我们在讲英语语法时，碰到一些无法解释的语法现象，往往说这是约定俗成的。其实很多语法现象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。比如义a-开头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要放在名词的后面，如the books available、the child asleep。简单地告诉学生这些是约定俗成的，有些学生会不满意的。如果我们了解一点英语的历史，就会知道这类结构起源于“at/in/on+名词”结构，历史上是介词结构，在发展中at/in/on不重读，逐渐弱化为a，并附缀在后面的名词之上，形成afloat、afire、awake一类的后置形容词。

以上只是个人体会与浅见，欢迎大家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。